公共政策是指國家通過對資源的戰(zhàn)略性運用，以協(xié)調經(jīng)濟社會活動及相互關系的一系列政策的總稱。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運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關知識結合實際撰寫一份調查報告或工作報告精選三篇,歡迎品鑒!

運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關知識結合實際撰寫一份調查報告或工作報告篇1

　　時間：學習完教材第八至第九章之后。

　　運用公共政策概論的基本原理和相關知識，結合實際寫一份調查報告或工作報告。（字數(shù)在1500字左右）

　　指導：題目要求撰寫一份調查報告或工作報告，沒有標準答案，只要大家寫的有題目有內(nèi)容、有頭有尾、有條理夠字數(shù)，能自圓其說就可以。可供參考的：

　　1．關于公務車改革的調查與思考

　　2．廣州市交通問題的調查與分析

　　3．城市醫(yī)療衛(wèi)生改革問題的思考

　　4．廣州市教育消費問題的調查

　　5．網(wǎng)吧管理的現(xiàn)狀與思考::

　　例如：公務車改革的探索對北京車改的調查研究

　　我國現(xiàn)行機關,單位公務用車制度基本上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遺留的管理框架,而實際的管理嚴密程度又早已大大降低,其低效與浪費很久以來一直遭人們詬病.與當前節(jié)約型財政,建設節(jié)約型社會的時代要求相對比.更顯得極不相符.但是公車改革的難度極大.是公共部門改革中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近些年來,地方上卻已有一些自發(fā)進行的公務用車的改革嘗試.鑒于這一改革的難度.地方局部改革中的經(jīng)驗,得失,都值得重視和借鑒.本文在對大慶市公務車改革進行調研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地方的情況和國際的經(jīng)驗,對我國公務用車改革試提出一些初步認識.

　　一、現(xiàn)行公務車存在的問題

　　(一)公私難分.運行成本高,效率低,產(chǎn)生巨額財政負擔在現(xiàn)行的公務用車制度下.普遍存在公車私用問題.容易發(fā)生競相購車,相互攀比.購超標車,每年形成數(shù)額巨大的人頭費,燃油費,養(yǎng)路費,維修費等支出費用.省市縣主要領導基本一人一車.使用率只是市場運營車輛的十分之一;有專家測算.社會轎車每萬公里運輸成本為8215.4元.而黨政機關等單位則高達數(shù)萬元.每輛出租車的工作效率為公車的5倍.可運輸成本僅為公車的13.5%.

　　(二)公車不公,損害黨政干部形象.滋生腐敗公車不"公"日益嚴重,"公車公用占1/3.領導私用占1/3,司機私用占1/3",即公務用車大約僅三分之一用于真的公務.有的領導干部上班時間由司機駕車.下班后和節(jié)假日自己開車,甚至有一部分干脆全由自己駕車.讓在編司機"休息".公車不公成為難以遏制的"頑癥".公車

　　維修中也有深不見底的"黑洞",加之超標配車.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不正之風的愈演愈烈."屁股底下一座樓"是人們對官員公車的諷喻.

　　(三)不利于城市交通與民族汽車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公車的過高比重是造成城市交通擁堵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北京車改:措施,成效及問題

　　“全國政府機構公務用車按牌號尾數(shù)每周少開一天?！比涨俺雠_的《“十二五”節(jié)能減排全民行動實施方案》關于公車限行的新規(guī)定，引起公眾熱議，也引發(fā)社會對公車改革的思考。

　　北京機動車按尾號每周限行一天的措施已經(jīng)實施三年多了。如果把這一限行措施推廣到全國所有公務車，將會產(chǎn)生怎樣的社會效果？

　　“如果真要落實公車限行規(guī)定，必須出臺一系列的監(jiān)管措施，還要付出很大的監(jiān)管成本；真正要執(zhí)行好，工作量很大?！?/p>

　　“公車限行可能只是有關部門的一種倡議，是建設節(jié)約型社會、節(jié)約型政府而向公共部門發(fā)出的呼吁，并不是有約束性的制度；如果真要落實，會面臨很多困難。

　　專家認為，要真正落實公車限行，除要區(qū)分公車、私車牌照等措施外，政府還必須控制公車總量，防止各部門通過增加車輛來規(guī)避限行規(guī)定。公車改革被屢屢提起，但一直是個有相當大難度的問題。

　　“公車改革之所以難以推進，主要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內(nèi)在改革動力，其根源是公車消費缺乏監(jiān)督?！薄澳壳?，凡車改成功的地方都是由于當?shù)?一把手?重視，把車改當作?一把手工程?！薄爸挥凶尮珓障M活動逐漸走到?陽光下?，在制度上讓公眾參與公車改革的決策和監(jiān)督，才能徹底消除公車滋生腐敗的可能?！避嚫碾m是“摸著石頭過河”，但絕不是無法破解的難題。

　　據(jù)了解，目前不少地方在進行車改探索，模式不一，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公車貨幣化，二是公車集中管理，三是前面兩種模式的結合。

　　(一)公務車改革的措施.北京車改以公務用車的市場化,社會化和貨幣化為方向,逐步建立起機關后勤保障工作新體系和新機制.改革的具體措施和要點包括:

　　1."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原處級以下領導干部的公務用車仍執(zhí)行原制定的經(jīng)費包干辦法,同時提倡和鼓勵"老人"交車,買車,改領交通費.

　　2.測算確定交通費發(fā)放標準.標準定低了,影響工作,大家不認可,改革無法啟動.標準定高了,會有人認為乘改革之機搞福利,引起不滿.（二）綜合測算確立了一套標準.在20012年又經(jīng)過一些調整.具體如下:費用標準(調整前):費用標準(調整后):職務等級元/月元/月正處級15001500副處級12001200科級120240副科級120180一般干部1001003.司機的安置.車改直接觸動的是汽車使用者(乘車人和司機)的利益,對司機的安置是車改能否順利進行的又一關鍵。

運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關知識結合實際撰寫一份調查報告或工作報告篇2

媒體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

媒體以其影響力表達民眾呼聲,形成媒體輿論,并促使社會話題轉化為公共政策問題。制定一項政策必經(jīng)由公共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再提升到政府議程,通過政府議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這樣一個動態(tài)過程。在此過程中,媒體有著重要的影響:快捷性促進政策制定的高效化;多元性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開放性增進民眾對公共政策的認同感;交互性激發(fā)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熱情。

媒體的含義及作用

媒體一詞來自拉丁文,音譯為媒介,意為兩者之間。它是指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從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間承載并傳遞信息的載體和工具。也可以把媒體看作為實現(xiàn)信息從信息源傳遞到受信者的一切技術手段。傳統(tǒng)媒體主要有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還包括戶外媒體如路牌燈箱的廣告位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逐漸衍生出新興媒體如IPTV、電子雜志等。本文所說的“媒體”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信息的物理載體(即存儲和傳遞信息的實體),如書本、掛圖、磁盤、光盤、磁帶以及相關的播放設備等;另一層含義是指信息的表現(xiàn)形式(或者說傳播形式),如文字、聲音、圖像、動畫等。

媒體有著傳遞信息、協(xié)調管理、教育娛樂功能,同時還具有監(jiān)測社會環(huán)境傳承文化的社會功能。媒體也肩負著其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媒體的社會責任,可以分為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

公共政策的介紹及其性質

公共政策是政治控制或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務于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文化的進步,是利益關系的調節(jié)器。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政策領域,公共政策會表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他們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階級性;價值相關性;合法性;權威性;強制性;多功能性。

從動態(tài)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有一個生命過程,即政府過程,制定一項政策必經(jīng)由公共問題轉化為政策問題,再提升到政府議程,通過政府議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這樣一個過程。即政策制定階段為:公共問題的產(chǎn)生;政策問題的確認;政策議程的建立;政策規(guī)劃;政策合法化。

媒體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在逐步增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應采取合理的措施,有效地利用媒體,使其對公共政策產(chǎn)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一、媒體的交互性激發(fā)民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熱情

二、媒體的多元性促進公共政策的制定兼顧各方利益平衡

三、媒體的開放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性

四、媒體的便捷性促進公共政策制定的高效化

聯(lián)系實際例子

例一:2003年湖北打工青年孫志剛因無暫住證,在廣東被收容致死,消息在網(wǎng)絡上激起強烈討論,形成強大的取消暫住證管理制度的民意,引起政府高度重視,實施21年的5城市流浪人員乞討收容遣送辦法6隨之被廢除;2005年湖北佘祥林“殺妻”冤案曝光,再次掀起一波網(wǎng)絡輿論大潮,推動了死刑案件的審判程序改革,死刑核準權統(tǒng)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日本企業(yè)王子制紙在南通設立的造紙工廠為了方便含致癌物質的廢水流入大海,正在建設一條全長110公里的排水管道。2012年7月,當?shù)厝罕姙樽柚故┕?在市政府門前抗議,場面一度失控,因此,南通市緊急宣布“永遠取消有關王子制紙排海工程項目”,事件得以平息。近些年來,我國因為環(huán)境污染問題,已經(jīng)引發(fā)了諸多的群體性事件。如7月2日,因擔心四川省什邡市宏達鉬銅多金屬資源深加工綜合利用項目引發(fā)環(huán)境污染問題,陸續(xù)有市民到什邡市委、市政府門口聚集,并引發(fā)大規(guī)模群體事件,最后市政府叫停這一項目。此外,還有今年初的天津市民抗議PC項目,去年大連市民反對PX項目等。一個社會公共問題只有在被提上政策議程的情況下,才能成為公共政策問題。一般而言,公民總是作為消極、被動的政策遵從者而存在。網(wǎng)絡信息的共享性,打破了政府壟斷決策信息的局面,有效消弭了公民之間、公民與決策主體之間在信息占有、支配和使用方面的差異,為私人主動提出公共政策問題提供了寬松的平臺,使公共決策主體走向大眾化。

例二:2007年6月5日,《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400位父親泣血呼救》的帖子發(fā)在河南的大河論壇上,立刻引起強烈的反響,截至2007年6月12日,大河網(wǎng)上該帖點擊率超過31萬。6月7日,這篇帖子被轉帖到天涯雜談后,短短6天時間,該帖更是獲得了高達58萬的點擊率和3000多篇回帖。眾多論壇均以“緊急呼救”和“全國網(wǎng)友都在轉發(fā)”的標題將此帖置頂,迅速將此事傳播到全國。這次“網(wǎng)絡上訪”震憾了百姓的心靈,在網(wǎng)上和媒體上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聲討行動,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總理溫家寶等同志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依法嚴肅查處。

例三:2005年3月21日,蘭州大學張正春教授到圓明園游玩時偶然發(fā)現(xiàn)湖底正在鋪設防滲膜,隨即于3月24日向《人民日報》記者打電話告急。經(jīng)過《人民日報》的披露,其他媒體紛紛跟進,國家環(huán)保局于3月1日叫停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并要求立即補辦環(huán)境評價審批手續(xù)。至此一系列的事件開始浮現(xiàn)在公眾面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huán)境影響評價法》公布之后召開的第一個聽證會、環(huán)保總局首次點名批評不負責任的環(huán)評機構、首次公開敏感項目的環(huán)評報告等。在此事件中,媒體為政府依法公開行政與公眾理性參與相結合提供了一個官民良性互動的樣板。公眾能夠充分地參與公共事件,更加信任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行政的效率和人民的滿意度也會大大提高,而且在圓明園事件中又體現(xiàn)了多方利益主體之間的復雜化關系及矛盾,即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各部門之間,環(huán)保、水利、文物、園林之間,代表不同利益和價值觀的公眾之間,以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

例四:2004年,原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fā)言人透露,國家相關部門正在考慮延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一石激起千層浪,在8日早上的7點59分,新華網(wǎng)發(fā)展論壇就有網(wǎng)友上首貼,截至到當天晚上的11點27分,已經(jīng)有330條回復,絕大部分持否定態(tài)度。此后數(shù)天,全國網(wǎng)絡媒體進行全面跟蹤報道和開展公開討論,基本都是反對態(tài)度。在政策辯論已經(jīng)非常充分的基礎上,原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正式表態(tài)說,“延長退休年齡并不是當前中國立即需要實行的政策”,同時他透露正在吉林、黑龍江開展試點。通過這次“網(wǎng)絡決策氣球”釋放,政府非常巧妙地收集網(wǎng)絡輿情與民意,穩(wěn)妥地將決策匡正在符合民意的范圍之內(nèi)。聚合各種民意資源,緩和社會公共危機。

運用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和相關知識結合實際撰寫一份調查報告或工作報告篇3

　　公共政策作為“公共權力機關經(jīng)由政治過程所選擇和制定的為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以實現(xiàn)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質屬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應該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則:第一,公有性原則,即公共決策權力應該歸社會公眾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第三,公享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適用于其所要調整的所有對象;第四,公平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維護社會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根本目標;第六,公開性原則,即公共政策應該具有開放性和透明性。但是,當我們對公共政策進行深入考察時卻發(fā)現(xiàn),公共政策時常表現(xiàn)出與公共性相違背的特性,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對這些困境進行科學梳理,將有助于理順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癥結,進而加快我國公共政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進程。具體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體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體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環(huán)境中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執(zhí)行、評估、監(jiān)控、調整的個體和團體。其中,廣義的政府(即國家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作為公共政策的法定產(chǎn)生者,在公共政策過程中發(fā)揮著主導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體。傳統(tǒng)觀點認為,作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執(zhí)行主體,政府是廣大社會公眾權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與準確是一種固有的天賦,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現(xiàn)實中政府的自利性卻是客觀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員的個人利益。作為一種正式的社會組織類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員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員是生活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人,他們也具有各種各樣的物質和精神需要,而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滿足。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正是其個體需要和組織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證了整個組織的正常運轉。當他們的個人需要以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獲得了社會內(nèi)容和社會特性時,這種需要就轉化為了個人利益。由于他們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確追求自身利益,他們的自利動機受到了限制,從而迫使他們采用其他方式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比如通過貪污受賄、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為來實現(xiàn)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團體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職能部門和層級的劃分,這種劃分是組織規(guī)模擴大化和管理工作專業(yè)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確保各項職能正常運轉、組織目標順利實現(xiàn)的組織結構保障,但這種劃分在客觀上卻容易形成縱向上的層級斷裂、橫向上的部門交叉、整體上的條塊分割的行政格局,從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層級、不同部門萌生不同的團體利益。例如,在經(jīng)濟發(fā)展和投資格局中出現(xiàn)的地區(qū)產(chǎn)業(yè)趨同現(xiàn)象,地方政府對本地區(qū)資源、市場的行政保護現(xiàn)象,以及各部門為了維護本行業(yè)、本部門利益而人為設置市場障礙、防止外地區(qū)行業(yè)競爭進入等現(xiàn)象,都充分證實了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團體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體的機構利益。政府組織常常被人們設定為社會的公共組織,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是社會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實上,政府組織同樣擁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經(jīng)濟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權等。隨著社會分工的發(fā)展,政府管理工作從社會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特殊的專業(yè)化、專門化的工作,政府組織的自利性就越來越突出。因此,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體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國政府的規(guī)模擴大化、部門支出的增長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擴張行為。

　　從理論上講,公共政策是為處理社會公共事務、解決社會公共問題而產(chǎn)生的,公共性是其邏輯起點;公共政策又以實現(xiàn)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最高目標,公共性是其價值終點;公共政策運行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以公共性作為其基本的指導原則和標準。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作為公共政策主體構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實現(xiàn)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體現(xiàn)。然而,為什么現(xiàn)實中的公共政策卻存在著與公共性相抵觸的自利性呢?現(xiàn)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論是無法對此問題作出科學解答的。于是,政策主體理論上的公共性和現(xiàn)實中的自利性之間的沖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標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標是指公共政策主體針對現(xiàn)實中存在的問題,基于自身需要和社會提供的可能而設想出的一種希望狀態(tài)。依據(jù)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則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標應該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應該以實現(xiàn)社會公共利益為根本目標。

　　關于公共利益,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目前,學術界對公共利益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實體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規(guī)、正義、正當理由這一類的價值標準和規(guī)范聯(lián)系在一起,即將公共利益理解為一種合法利益、正當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個別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團、階級的特殊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或與多數(shù)派的特殊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即將公共利益視為與個別人物、個別集團、階級的特殊利益相對立的多數(shù)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與個人之間的競爭過程或集團之間的競爭過程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個人之間以及集團之間利益競爭的結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學者認為,社會上實際并不存在作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標的所謂社會公共利益。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羅在《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1951)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羅不可能性定理”。該定理闡釋了將個人偏好或利益加和為集體偏好或利益的內(nèi)在困難。該定理指出:試圖找出一套規(guī)則或程序,從一定的社會情況下的個人選擇順序中推導出符合某些理性條件的社會選擇順序,一般是辦不到的。阿羅證明,簡單加法不足以在個人偏好中排出一個一致的共同次序,這些個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據(jù)不同的標準分類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決策或集體決策中,實際上并不存在根據(jù)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因此,依據(jù)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作為公共政策根本目標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種虛幻的公共性,這顯然是和現(xiàn)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論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們不認同公共選擇理論對公共利益的論述,僅從學術界對公共利益這一概念的定義的爭論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個很難把握的概念,它對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員來說難于把握,它對于作為公共政策決策主體的政府來說更難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則要求將公共利益視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標,而公共利益本身卻是模糊不清、飄忽不定的?？梢韵胍?在沒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這兩個基本問題的條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現(xiàn)實中,政府官員制定和實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僅僅是他們自己觀念領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這種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員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不同程度地帶有主觀性和狹隘性。同樣,在既沒有證明公共利益的真實性又不能科學界定其內(nèi)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員又如何能夠對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進行深層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虛無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間的關系問題便構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個理論難題,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問題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問題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關注并納入政府議程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是指社會的實際狀態(tài)與社會公眾所期望的狀態(tài)之間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決的各種社會矛盾。就其本質而言,政策問題是“思想作用于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它們是通過分析從問題情勢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們所遇到的,是問題情勢而非問題,問題就像原子核細胞一樣是觀念的產(chǎn)物”。可以說,“問題不能脫離對它們進行定義的個體和群體而存在,也就是說,并不存在其內(nèi)部和自身就構成政策問題的‘自然的’社會狀態(tài)”。只有當人們對改變某些問題情勢的希望作出判斷時,才能產(chǎn)生政策問題?？梢?政策問題是被人們感知、覺察到的狀況,是與價值、規(guī)范和利益沖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觀性。

　　當前,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正在成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任何時代和任何時期,都存在著一些需要重視和解決的社會問題,而作為社會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關注并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但社會上存在的問題為數(shù)眾多,紛繁復雜,而由于時間、能力和資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而只能解決其中的一部分問題,政府應該解決哪些社會問題呢?這需要對各種社會問題進行選擇,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首要環(huán)節(jié)確立公共政策問題。依據(j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則,公共決策權力應該歸社會公眾所有,公共政策應該由社會公眾共同參與,因此作為公共政策制定過程首要環(huán)節(jié)的公共政策問題確立過程,也應該在社會公眾的共同參與下來完成,于是公共政策問題的確立過程應該是社會公眾的選擇過程。然而在現(xiàn)實中,政策問題的確立過程,只是政府將必要的社會問題納入政府議程并將其轉化為政策問題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政府在諸多社會問題中進行選擇的過程,而不是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進行選擇的過程。

　　政府對公共政策問題的選擇,歸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員的選擇,這種選擇在本質上是一種主觀認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員的利益、信仰或價值觀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就必然不同。對于同一問題,有些人看來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動加以解決,而將其確認為公共政策問題,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不以為然,認為沒有興師動眾的必要,而拒絕將其納入公共政策問題之列。于是,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可能會給政策制定帶來兩種直接后果,其一是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卻沒有被確立為公共政策問題,這無疑是對社會公眾民主權利的剝奪,是與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則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確認為公共政策問題的社會問題并不是社會公眾最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這顯然是對政策資源的肆意浪費,既沒有真正代表社會公眾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該屬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須準確界定公共政策問題,而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卻使公共政策問題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隨意性。因此,公共政策問題的主觀性在一定程度上沖擊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間的矛盾便構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價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價值是指公共政策主體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所遵循的價值準則。公共政策具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價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員最為關注的兩種價值。效率,是指人們在物質生產(chǎn)過程中所獲取的收益與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比值,即收益與成本的比值。作為公共政策價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對政策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們對社會運行狀態(tài)的一種帶有主觀性的價值判斷,包括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機會公平是注重規(guī)則的無差別性的公平,即在規(guī)則面前人人平等;結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異性的公平,即對不同的人實行不同的規(guī)則。作為公共政策價值的公平,可以理解為對政策資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斷。

　　公共政策效率價值取向的存在,正在沖擊著公共政策的公平價值取向,進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關于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我們不否認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統(tǒng)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卻是二者之間的相互對立。效率與結果公平在終極意義上是“兩全”的關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別在微觀層次中,是“難以兩全”的關系。效率價值取向強調以盡可能小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大的產(chǎn)出,提高政策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這就需要通過激勵性差別分配機制激活各種生產(chǎn)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發(fā)每個社會成員的潛能。但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不同社會成員的先天稟賦和社會背景是不同的,因此這種激勵性差別分配機制必然會導致結果的差別,即強者會獲得更多的資源,弱者會獲得較少的資源,甚至喪失掉已有的資源?？梢?從某種程度上講,選擇公平必然會妨礙效率,追求效率必然會損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對立,直接導致了學術界對二者在公共政策價值體系中的先后次序問題的爭論。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效率優(yōu)先論認為,公共政策應該強調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體現(xiàn)公平,不能因為公平的原因而傷害效率;以羅爾斯和德沃金為代表的公平優(yōu)先論認為,公共政策應該以平等作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標準,在二者發(fā)生矛盾的時候,強調平等的最終目的價值;以阿瑟·奧肯為代表的公平與效率并重論認為,公平與效率同等重要,兩種價值在不同領域中占據(jù)著不同的位置。在社會和政治權利領域中,“社會至少在原則上把平等的優(yōu)先權置于經(jīng)濟效率之上。當我們轉入市場和其他經(jīng)濟制度時,效率獲得了優(yōu)先權。

　　效率和公平兩種價值取向的對立常常使現(xiàn)實中的公共政策面臨著兩種選擇,或者以暫時犧牲一定的公平為代價實行“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或者以暫時犧牲一定的效率為代價實行“公平優(yōu)先,兼顧效率”的原則。換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對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選擇出現(xiàn)了機會成本問題,即一項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種價值選擇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選擇了一個就意味著放棄了另一個。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須以公平原則為基本價值準則,而現(xiàn)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則要求公共政策必須以效率原則為首要價值依歸。效率與公平兩種價值取向之間的兩難選擇便成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